隨著中國移民搬運和海歸回流等活動進行不斷增多，個人大件物品的跨國企業物流管理業務也在日益提高發展。部分學生傳統的貨運代理、運輸有限公司陸續開始承接個人物品跨國托運業務，“國際搬家”業務能力逐漸可以成為新的增長點。
但這類業務涉及國際載體、手續複雜、環節多，容易產生意想不到的風險。 近年來，上海海事法院受理了大量個人大宗物品跨境運輸糾紛，糾紛逐年增多。
在一起有關“國際搬家”的糾紛中，原告韓某聲稱，該公司委托被告——一家總部位於上海的國際物流公司——從新加坡向濟南運送個人用家具。
貨物海運到上海後，由於運輸代理公司的操作失誤而丟失。協商不成，韓將物流公司訴至法院，請求判令被告物流公司和第三方運輸代理公司共同賠償損失45萬元，退還運費5萬元。
對此，原告可以提供了微信聊天信息記錄、貨物進行清單、家具企業原始照片等證據，以證明中國家具的價值和打包運輸發展情況。然而，運輸服務代理有限公司管理提供的進口海關關稅憑證卻顯示這批家具的進口稅金總和僅為我國人民幣894元，所有這些商品的總體完稅價格水平僅為人民幣4700元。原、被告雙方建立在對傳統家具的具體貨值上各執一詞。
在另一起移居國外的糾紛中，陳水扁委托上海一家國際物流公司將自己的桃花心木家具運往國外，雙方通過微信就運輸事宜進行了協商。 之後，物流公司在門口提貨，只同意每立方米2100元的費用，但沒有當場測量貨物的體積。
第二天，雙方簽訂了運輸合同，但仍未確認貨物的數量。隨後物流公司通過微信通知貨量為23立方，陳懷疑，趕到倉庫到現場測量發現家具已被轉移到其他倉庫裝箱發運。雙方再次同意陳某可以改天去量體積，但陳某沒有去量體積。經過雙方協商，第一批貨物交付後，要先送到國外指定地點量體積。
但到貨後家具受損，到達目的地實測體積只有11立方米。因雙方發生糾紛，陳某將物流公司訴至上海海事法院，要求物流公司賠償家具損失，並退還貨物運輸費48000元。
在這類案件中，法律關系進行界定存在一個難點。
該類案件的合同相對方多是提供包含訂艙、報關、包裝、海上運輸、陸路運輸等綜合服務的公司，這與傳統海上貨運代理、海上貨物運輸法律關系存在一定區別。 在運費認定過程中，有物流公司認為向客戶收取的費用僅是作為物流平台的“介紹費”，並不是實際的運費。如何界定個人客戶與物流公司之間的法律關系，成為此類案件的新難點。
其次，這種情況也有文價困難，運輸過程中難以證明的情況。
一些個人和報關公司為了規避進出口稅費，降低相應成本，委托非正規的國際物流運輸公司，操作不規范;比如對貨物的價值、數量、規格沒有約定和估價，保留了貨物相應的購貨憑證，或者投保了相應的運輸保險，沒有出具提單、倉單、送貨單、收貨單等重要的提貨憑證，導致貨物難以估價。另外，物流運輸公司的這種轉包現象非常普遍。個人客戶對實際承運人一無所知，證明承運人在運輸過程中存在過錯相當困難。
相關海事法院建議
個人跨國托運物品應選擇正規的國際貿易運輸管理公司，依法依規向有關政府部門申報貨物實際應用價值;
與物流公司簽訂書面合約時，應在合約條款內清楚訂明貨物的數量、數量、運費和價值，並訂定相應的違約條款，以明確合約各方的權利和義務;
對於托運的貴重物品建議購買保險或運輸保險及其他商業保險的風險防范;
注意保留能夠證明托運物品價值的原始購物憑證、發票等相關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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